「说谍」剿共重要机构，国民党德安专署其实是中央特科的“据点”

在中共情报保卫史上，除了派遣和潜伏人员，还有很多从对手内部发展出来的著名情报关系。尤其是在中央特科时期，周恩来以其卓越的眼光，未雨绸缪，在其领导下的情报精英们，各个时期都埋下了很多很深的“棋子”。而这些“棋子”，又在中共最危难的时刻，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有两个人是不能忘的，一个是杨登瀛（周总理临终前说起的不能忘的帮助过中共的人），另一个就是莫雄。

杨登瀛

上世纪的1933年至1935年是中共最艰难的时期。按照开国领袖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这一时期中共在“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由于彼时有一段时间执行了“左”倾冒险（盲动）主义、 关门主义的影响和国民党的疯狂搜捕，中共隐蔽组织的损失惨重，甚至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

毛泽东修改手稿

就是在这如此艰难的时期，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却依然在国民党军政统治区域内，就在蒋介石“剿共”的眼皮子底下，庐山周边，来取自如，活动异常活跃。将国民党对付中共的重要的军政机构变成了“中共机构”。这就是莫雄担任专员、司令的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德安专署。

莫雄

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德安专署，下辖九江、湖口、彭泽、星子、都昌、德安、瑞昌，共七个县，并在南昌设有办事处兼交通站，而作为专署最高长官的莫雄，拿的是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委任状，前去任职却是奉中共情报组织的“指示”。

莫雄，早年同盟会会员，孙中山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十一师师长。后被蒋介石撤裁，从此莫雄与蒋介石内心分道扬镳。莫雄曾与粤军共同反蒋，但兵败之后目睹粤军将领全无斗志，渐渐对身边的国民党人感到失望。

上世纪30年代初，通过旧部，曾任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中共早期党员，情报人员）介绍，莫雄开始接近中共。

当时，他在宋子文谋了个财政部视察的闲差，相当于古时候做名望门下的“食客”。宋子文彼时也想建立自己的势力，需要一些军政老人来帮助他。

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税警总团总团长（第二任）王赓临阵逃脱，莫雄临危受命，接任了税警总团总团长，短暂的有过军权。

国民党中将、西点军校毕业生，陆小曼前夫王赓

1933年初，卸任总团长，莫雄对国民党完全失望，经常和刘哑佛介绍认识的严希纯等一些中共人员来往，开始倾向于中共的事业，并向上海的中共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意愿。最初，今天看来，也有可能是种考验或者说是试探，严希纯请莫雄出面保释几位狱中的中共党员，莫雄欣然允诺，找到上海市警察局长就把事情办成了。

严希纯

对于莫雄曾提出过的入党要求。严希纯经请示，向莫雄回复了组织意见：“你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并且，已经着眼于将来“埋子”的情报关系的可能性上出发，严希纯同时还希望莫雄放下和蒋介石的个人恩怨，“不要这样清高，只要于革命有利，在蒋下面去工作也可以”。

1933年夏，蒋介石调莫雄去南昌行营。严希纯回忆说，“他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意见，毅然去了南昌”，任蒋的南昌行营军事特派员。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蒋介石让莫雄前去福建招降。莫雄觉得机会来了，当时产生的想法是：十九路军有不少是我的旧部，若能借蒋介石镇压十九路军之机，以招抚的办法将十九路军的军权搞到手，那么我手上就有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可以伺机再行反蒋之事。 莫雄抱着这样的预谋，带着蒋介石的手令，只身前往福建招降。见到蔡廷锴后，告之以利害，使他们知难而退。同样，也就在这段时间里，莫雄为中共提供了不少有关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及蒋介石军事行动的情报。（此次事件里，今天的党史也提及，本身中央苏区很有机会与之合作，潘汉年等人也前往福建谈判联合反蒋等事宜，只可惜，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左倾的过于单纯，功亏一篑）

莫雄前去福建招降，本希望重掌兵权，但蒋介石忌惮粤军旧将，并不准备他带兵，只给他10 万元法币做酬劳，莫雄婉拒，蒋介石只好给了莫雄一个地方专员的官，也就是江西省德安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且，自认为很聪明的是将其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莫雄接到任命，立刻赶到上海找到了严希纯，将两份委任状，即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 察专员委任状和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 保安司令委任状以及两份空白的组织表交给他。莫雄言之：“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齐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当时的上海中共组织，尤其是情报行动保卫系统，真的是千疮百孔之际。1933年初，临时中央撤离上海，中共另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继续领导白区斗争。但这一时期，也是中共历史上的“盲动”高潮期，组织连续大规模遭到破坏。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就遭受六次大破坏，历届主要负责人被捕，其中高级叛徒接连出现。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以保卫中央领导机构为基本职责的特科也面临结束。

红队最后一任领导人邝惠安烈士

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中统前身）采用了“自首”“细胞”等特务手段，通过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将叛徒作为内线细胞再安插进中共党组织。中统档案总结披露：“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半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

就是在这如此残酷的环境下，莫雄反其道而行之，向中共伸出了手。严希纯立即向组织汇报，并很快由上级组织派来干部，帮助莫雄。

1934 年3月前后，德安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组建完毕。 莫雄在以后的回忆是这样的：“当时上海地下党在组织表上给我安排了几十人”。

彼时，在主要岗位任职的中共情报人员有：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刘哑佛、情报股长贾绍谊（陈昌）、文教科长阮退之、主任科员薛代旦、科长傅肖先、科员丘镛（丘吉夫，代号小张）、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陈修爵、主任参谋卢志英、情 报参谋项与年（梁明德）。按照委员长南昌行营的规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编制 为79人，中共地下党的人就占了一半左右，且重要岗位上又多是中央特科人员。

中共杰出的情报人员项与年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每月的经费近5000大洋，而大部分又成为了中共的经费。如主任秘书每月 250元；股长、科长每月160元；科员120元；副司令240 元；主任参谋170元；情报参谋135 元；外加每月总计500元的工作经费和500元的差旅费。

中共杰出的情报人员陈昌

另外，莫雄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人脉关系，将中共潜伏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其他系统中，他的记述中有这样的回忆“上海地下党还利用了蒋介石对我的信任，委托我介绍了好些地下党同志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又委托我介绍了十多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

中共杰出的情报人员卢志英烈士

今天，研究中共隐蔽战线的研究者们，都对项与年、丘吉夫，贾绍谊，卢志英等名字如雷贯耳，正是他们依托莫雄给予的各种便利条件，在中共最危急的时刻，搭建并运行着中共情报网以及连接上海中央局与中央苏区的交通线。

彼时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也对此有过肯定的记述：“1934年，他（莫雄）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在他的掩护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在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

中央特科成员张育民在南昌的诊所，作为中央特科与莫雄的秘密联络站。

严希纯说，“当时（通过）他设在南昌的办事处，我们的同志得到他的掩护。南昌是蒋介石的心脏，我们都在这地方大摇大摆地走，就是这个缘故。”

德安，南浔铁路中心点，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按蒋介石的说法，这里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为了确保德安专署中中共组织的安全，德安专署成立后，中共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组织的安排下，莫雄率“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六个月时间不到，“共匪”居然在德安专署辖区内业已“剿绝”。如此，别的专区天天闹“匪”，德安专区却“风平浪静”，德安专署因此获得蒋介石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德安专署的建立，保护了一大批中共的精英骨干成员。在莫雄的保护下，九江、 南昌、德安的共产党人安然无恙。

1956年，项与年（左）与莫雄重逢时合影。

1934 年秋，德安专署的中共特科交通员项与年去南京接特科派来执行破坏南浔铁路任务的爆破组，被爆破组里暗藏的内奸出卖被捕。项与年设法通知德安专署的特科人员丘吉夫到上海向组织报信。按照特科纪律，丘吉夫报信后不能返回德安，后来他成为特科上海留守处的负责人，于1935年11月被内奸出卖被捕。这是关联到德安专署仅有的两次出事，但均是上海隐蔽组织内有内奸有关系，出事之后也没有波及德安专署内的其他中共潜伏人员。

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苏区航拍

正是这样的牢固的中共潜伏点，在中共历史上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今天耳熟能详的“铁捅计划”取得，使中央红军抢先突围，赢得了生机，也赢得了中共在以后十几年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可以说，莫雄功不可没。

中共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人王世英

王世英后来说：“莫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确实是很少的。”(原创：半杯馊茶)